“没感觉。”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母亲出走的感受。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
隔着38年的时间，以及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
在这座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但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单亲）儿童。
以上内容是媒体人袁凌的调查报告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中一篇题为《高墙内外的留守》的报道的开头。在这篇报道里，袁凌记述了多位留守儿童于教育、亲情缺失的环境中长大，最终不幸坠入犯罪深渊的历程。
彼时，袁凌跟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张丹丹一同探访了这所男子监狱，试图寻找出留守儿童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研究结果显示，留守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
张丹丹研究的对象大部分是在2000年前有留守经历的人，即人们口中的第一代留守儿童。
这些年，留守儿童的整体数量虽在下降，但与第一代相比，二代留守儿童正在经历怎么样的生活，是否会走上父辈们的老路？我们还不知道。
上图：生存环境的改变，很容易让今天的留守儿童将自身与其他小朋友隔绝，甚至对立起来，形成留守儿童的孤岛效应。
爷爷去世后
“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这类人，是不是特看不起我们？”2013年，张丹丹获准进入南方沿海某城的一所男子监狱做“留守儿童与犯罪”调研项目。灰暗、阴郁的环境里，除了那一张张20多岁的面孔，一名服刑人员的这句话多年后仍然萦绕在她的脑海里。
2012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后，张丹丹一直关注流动人口与犯罪问题研究。
“研究资料显示80%的犯罪都是流动人口作案，流动人口是犯罪群体的主体。但是当我在城市层面上寻找城市的犯罪率和城市农民工比重之间的关系时，根据全国100多个县级以上城市的样本，却发现在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既然农民工比例高并不必然增加犯罪率，为什么统计数据上显示农民工是犯罪的主体呢？”张丹丹表示，要回答这个问题，只在城市层面上研究是不够的，要落实到个体上，因为犯罪还是个人行为，要细化到这个层面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犯罪。
第一次去监狱时，张丹丹有些不安，带了20多个男学生，还在当地经过了培训。“到后来慢慢适应也就无所谓了。”她参照美国的监狱服刑人员调查问卷，翻译设计出两套日博体育在线_日博体育-官网：犯罪认识的问卷，每套都有十多页。
针对“留守儿童”这一指标，张丹丹设计了包括个人及家庭背景信息、犯罪历史、心理及性格特质、认知、行为偏好等多个模块的调查问卷。“要识别他们是否有留守儿童背景，就要问他们是16岁之前还是之后和父母在一起，如果不在一起是跟谁在一起，没有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为什么没有在一起，是因为父母离婚还是父母外出打工了等等。”张丹丹介绍道。
抽样调查后，张丹丹发现有两个因素显著地影响着流动人口群体的犯罪行为。一个是出生地的性别比——如果老家男多女少，他犯罪的可能性越大；另一个是有无留守儿童的背景——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犯罪的可能要比普通农民工高出17.3%。
这个数字看似不高。但在2013年，张丹丹的调研对象平均年龄在29岁，往回推13年，即2000年时平均16岁。因此，他们大多属于2000年之前被留守的第一代，大部分是80后。而当时，中国留守儿童的数量在2000万左右。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6100万左右。换言之，那十年里，留守儿童的数量翻了3倍多。
不同于一般经济学家只看大数据，为了搞清楚“留守儿童到底为什么会犯罪”，张丹丹又从服刑人员的样本里找了七八个符合条件的，比如16岁之前没有跟父母在一起的，不同的犯罪类型，做了较为深入的访谈，“每个人大概都聊了3个小时”。
“我觉得他们在情感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张丹丹讲到了一个当时20岁出头的男孩，因为抢劫被判了18年。小时候，他常年留守，怨恨父母，跟爷爷关系最亲。入狱前，他在珠海通过做传销已经有房有车，还有一个稳定的女朋友。直到有一天，得知从小照顾他的爷爷得了癌症。他放弃在珠海的工作，赶回湖南老家，拿出全部积蓄给爷爷治病，但老人半年多后就去世了。
“他整个人特别消沉，他在情感上完全是依附于爷爷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就一蹶不振了。后来他为了‘东山再起’，跟一个团伙合作抢银行，帮人开车，结果被抓，判了十几年。”张丹丹总觉得这跟他留守的经历，以及亲情的缺失很有关系，“他们的情感依附性都比较强，一旦这个东西被打断，就会有一些影响”。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留守儿童”背景的服刑人员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超过八年。按照人格阶段发展理论，当时他们正处在人格形成的矛盾冲突期，而留守或单亲儿童在自我冲突中孤单无助，还受到外界来的心理伤害，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一个人的战争”。因此，这群人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
2015年，张丹丹和团队还进行了女子监狱的研究项目，收集了600多名女性服刑人员的信息。“女性那边，感觉留守经历与教育不足高度相关从而影响犯罪，给定同样的教育程度，留守对犯罪的影响就变弱了。”
而在张丹丹团队针对深圳市男性城乡流动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中，童年期间父母缺席的持续时间对子女犯罪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父母每多离开孩子一年，子女成年后的入狱率平均会增加0.2个百分点。张丹丹团队结合深圳调查时2.5%的入狱率，以及服刑人员样本中7%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进行推断，儿童每留守一年的经历可导致调查地区（珠三角）的入狱率提高6.7%。
“我们做这个研究绝对不是说留守儿童一定会犯罪，只是说这个群体相对于没有留守经历的犯罪可能性会增加，我们不能歧视有留守经历的孩子。”张丹丹强调道。
上图：韩国电视剧《少年法庭》剧照。
新一代留守儿童的困扰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打破了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限制，出现进城务工潮，加之改革开放后第二次出国潮的出现，留守儿童问题逐渐凸显。“留守儿童”的概念，最早是在1994年《瞭望》杂志的报道中首次提出。
日博体育在线_日博体育-官网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崔丽娟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与反社会预防研究”。她指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进城经历了三个阶段——先锋阶段、大众化迁移阶段和家庭化迁移阶段。
在崔丽娟看来，大众化迁移阶段的农民工纷纷走向城市，把在城市挣到的钱再返回家乡改善家庭住房，逢年过节给孩子带回新奇的礼物，这一切会使大众化迁移阶段的一些留守儿童，对未来生活有一定的期待。当然，这个阶段的留守儿童也会因为与父母依恋的断裂，对其身心成长可能带来不良影响，也因此，备受社会关注。但相对于家庭化迁移后的今天的留守儿童，他们的成长环境还是很不一样，发生了很多变化。
首先，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随着在城市逐渐稳定下来后，他们就想把孩子带到城市，享受城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给孩子更宽广的视野，希望孩子未来能成为城市人，于是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儿童，很多留守儿童离开农村，跟随父母在城市学习和生活。
在大众化迁移阶段的留守儿童，其生活的农村社区和学校，周围多是跟自己一样的留守儿童，而家庭化迁移后的今天，其生活的农村和学校，留守儿童越来越少，他们成为群体中的少数。
生存环境的改变，很容易让今天的留守儿童将自身与其他小朋友隔绝，甚至对立起来，形成留守儿童的孤岛效应。所谓孤岛效应，是指个体心理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不愿意融入群体，从而导致个体出现“喜悦无人分享、痛苦无人关注、利益无人在意”的状态。一般而言，有“孤岛心理”意识的孩子，很容易产生内向、沉默不语等外在表现，又容易形成焦虑、自卑等内在心理特征。
其次，家庭化迁移阶段，在城市打工的父母没有把孩子带到城市，可能是父母自己在城市尚没有稳定，或者是父母在城市稳定了但离异了，前者会让孩子感受社会排斥，后者还会让孩子感受家庭排斥。这样的留守儿童，恐怕对未来很难有期待，而稳定的经济来源的缺乏，也使他们成为社会中最贫困的儿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给留守儿童的自我适应带来困难，影响其对生活的幸福感、满意度，还有自信、自尊的发展。
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农村，涌入城市，越是偏远的农村，年轻人越来越少，孩子越来越少，由此更不太会投入资金为这些所剩不多的农村社区孩子配备少年宫、配备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等，出现了留守儿童社区空心化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留守儿童健康的社会交往，缺失了来自社区或社会生活环境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支持与引导。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尹琳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则表示，一方面农村大规模的学校合并，让孩子需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读书，或者需要住宿，无形间跟家里父祖辈的接触也少了，“这代留守儿童面临的依恋断裂更严重”。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变得多样，现在的留守儿童回到家可能更沉迷网络，也比以前更不听话了。
两位专家都认为，犯罪与否跟年龄没有太大关系。青春期的孩子由于情绪比较躁动，做事不计后果，比起成年人，一旦犯罪可能更“腥风血雨”，更残忍，“但我们也不要去污名化留守儿童”。
“为什么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容易犯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状态更容易遇到挫折。受制于社会资源或自身教育水平，他们在满足的需要的过程当中就更加容易受挫折，以至于把这样一种挫折归咎于社会不公平。”崔丽娟解释道，这种情绪若对外，就容易产生愤怒，导致人容易犯罪；若情绪向内的话，就容易产生抑郁，甚至自杀。
上图：2023年，湖南省宁远县大元自然村的大元社艺术文化交流中心。志愿者通过艺术活动与留守儿童互动。
如何预防？
近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行“儿童早期发展与未成年人犯罪”专家座谈会。在主旨演讲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从非认知技能发展视角，解释了留守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
所谓非认知技能，指的是个体在心理学和经济学方面进行自我情绪管理的能力，也叫执行功能，包括行动前的认真思考、管理愤怒、抑制冲动等。如果人们能在正确的时间、地点很好地应用非认知技能，则可能避免许多激情引发的暴力事件发生。
赫克曼教授介绍了美国自1962年就开始实行的一项社会实验——“佩里计划”。其实验对象是当地有色人群、低收入人群和单亲家庭的3至4岁儿童。实验者把同等智力水平的孩子随机地分为两组，对实验组进行每周五天的开放式教学与每周一天的教师入户家访，并鼓励家人与孩子交流沟通。
从1962年至今，实验团队追踪受试孩子50余年。“佩里计划”的目的是测试早期教育对孩子日后发展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孩子在其日后的发展上许多方面胜过对照组。
令人意外的是，长期的追踪数据也表明，实验组的孩子犯罪活动的参与率显著降低，而且即便有犯罪行为，其程度也较轻。
“佩里实验”证明了提升儿童早期养育惊人的效果与影响，也告诉人们，“坏孩子”并非天生如此，对儿童进行早期干预，能够从生理和心理等多个层面提高个体适应社会的技能，进而提升其与外界互动的质量，甚至避免许多犯罪的发生。
事实上，在充满人际互动的现代社会中，任何人都不是社会议题的局外人。
根据2023年8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1550.56万。这就意味着，目前仍有1550万个16岁以下、连续三个月以上由农民父母托留在户籍地家乡，通过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属监护的少年儿童。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家，崔丽娟觉得应该担负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的社会使命，这也是她致力于研究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与反社会预防的动力。
“让留守儿童觉得通过努力需求可以达到满足，只要有这种期望感，就可以降低他们犯罪的可能。”崔丽娟表示，现在各个部门，包括民政、妇联、共青团，还有一些企业，其实都在持续帮助留守儿童，“但仍存在一些地方重复救助，一些地方救助空白的情况，管理效率很低，如何让各个责任主体间不要相互孤立，能有一个组织统筹来让每个留守儿童尽可能都能从中得到社会支持，我觉得很重要”。
尹琳则提出，政府层面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可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让人们能就地就业；学校层面要加强对孩子的生命教育；从家庭本身，如果父母要外出打工，需要建立一个“监护代理制度”。
“现在一般是委托给家里的老人，但我觉得发挥不了作用。是不是可以让村委会，或者村里比较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代理监护人？”尹琳表示，此外还需要增加留守儿童课余健康的娱乐活动。
记者丨应琛
来源丨新民周刊
编辑丨钱梦童
编审丨戴琪
